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详谈保险品牌建设

在美国，作为监管主体的监管机构包括联邦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机构、州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或机构。

第二，公共数据公平利用权的内容构成、救济程序等权利性规则的立法模式。从公平利用权的规范逻辑出发，当下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着力于理性、公平的数据开放利用秩序之建构，而不应过分纠缠于公共数据的确权—授权—经营等对传统自然资源管理利用的经营性路径依赖。

例如，除了福建省的规定外，《山西省政务数据资产管理试行办法》第7条、《汕头经济特区电子政务建设管理办法》第27条均明确公共数据属于国家所有。以公民知情权为权利基础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逻辑，以及以经营性开发为中心的自然资源利用逻辑，能否套用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建构中？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将公共数据资源认定为权属上由国家或政府所有，并以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方式进行开发营利的模式应当如何评价？对此类问题仍缺乏清晰的梳理与回应。此外，简单开放数据集，并不能直接提高政府透明度，反而会分散人们对透明度的注意力、侵蚀信息自由。⑩ 但是，由于公共数据与传统物理性的自然资源在基本性质与用途上的区别，公共数据开放无法直接适用宪法上自然资源条款的制度逻辑。(19)而在理论层面，许多观点也将政府的政策考量置于该项制度的中心，忽视了利用主体的参与及监督机制。

⑧ (二)对比自然资源管理：从资源竞争到公平利用 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利用过程及制度构造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制度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和区别？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是否可套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的逻辑？ 在既有研究中，有观点提出应将公共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给政府所有，并将公共数据资源定位为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客体，参照适用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对公共数据资源展开国家的管理与规制。如前所述，公共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在制度基础、功能定位、利益考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39)原始给付请求权是指公民直接面对国家，请求为实现某种基本权利而积极创造条件，不涉及与其他第三人的关系。

⑨参见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60页。由此可以发现，宪法社会权条款具有国家任务的特征，(36)尽管较之于总纲部分的国家任务规定，社会权条款中的国家任务规定更为具体，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社会主义这一国家目标的内涵，但仍具有较高的抽象性。(38)尚不论那些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权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即使在我国宪法规定了较多社会权的情况之下，社会权可否替代给付义务功能也需要进一步讨论。⑧在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首次规定一系列社会权之后，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承认并保障社会权，这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尤为明显。

(11)新中国成立后，除1975年宪法外的各部宪法均规定了若干社会权条款，这些条款历经数次制宪和修宪，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逐渐发展完善，最终汇集形成了现行宪法中的社会权相关内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宪法社会权作为原则性规范，不能直接导出个人应享有的具体福利待遇。对社会权条款中以公民为主体的规定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规定，应当分别进行理解。(44)因此，给付义务功能的作用范围在各个国家大致相同，而社会权在不同国家的作用范围则存在较大差别。在分析宪法社会权的性质时，应当注意辨析各款的性质差异。

国家的积极作为必然需要财政支持，现实财政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积极作为的空间。这种观点认为宪法社会权可能遭受来自国家的侵害，并具有与自由权相同的防御权功能。狭义的给付请求权在概念上等同于原始给付请求权，个人可否向国家主张原始给付请求权才是给付义务功能可否再主观化所关注的问题。(27)现实可能性涉及实现社会权的现实阻力，最主要的考量对象即是国家的现实财政状况，法律可能性涉及社会权与其他宪法原则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可能性都应当由立法者做出判断。

因此，不宜将社会权理解为与自由权相对的基本权利类型。依社会权提供给付以社会福利性为必要条件，主要面向存在机会差异的相对弱势群体。

与上述社会权均由多项权利构成其基础不同，受教育权的权利基础仅有一项，即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从个人权利角度而言，发生了从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到强调个人与国家互动的社会性的转变，在传统的消极自由权之外蕴生出了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

此时，个人才被提升为被赋予了积极权利的国家成员，具有了与消极地位截然相对的积极地位。社会权和给付义务功能都体现着个人面对国家的积极地位，如前文所述，积极地位的请求权应当以法的明示或可推知的方式作出规定。法律社会权将宪法社会权的原则性规范转化为规则性规范，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具体的制度，当现实情况符合法律规则的条件结构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明确法律结果。通过劳动，个人的智力、体力等转化为社会生活所需的劳动成果，个人价值得到肯定。满足基本权利实现的基础要求是给付的最低标准也是唯一标准，只要达到基础要求，给付义务功能即可完全实现。同理，认为社会权具有保护义务功能的观点也源于对宪法社会权与法律社会权的混淆。

在社会权意义上，国家保障劳动权主要是调节不同个体的劳动机会差异，保障劳动者在劳动的全过程中可以获得尽量平等的劳动机会，正因如此，劳动活动中的弱势群体是劳动权的主要保障对象。(21) 支持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的学者可能会提出反驳意见：将与社会权相对的自由权限定于传统自由权，不包括社会国理念下发展出的自由权积极地位上的功能，这样就依然可以用国家行为的态度作为分类标准了。

(14)参见吴德帅：消解与重构：社会福利权历史流变及启示，《理论月刊》2017年第11期，第148页。(15)参见凌维慈：比较法视野中的八二宪法社会权条款，《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96页。

然而，消极和积极只是一项自由权在功能上的两种面向，而非两种权利类型，如果将一项自由权拆解为消极的自由权和积极的自由权，并将消极的归于自由权类别，积极的归于社会权类别，那么支持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将导致同一项基本权利时而属于自由权，时而属于社会权，这种理解本身就挑战了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的分类逻辑，造成基本权利分类与基本权利功能分类的混淆。五、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的区别 社会权与基本权利的给付义务功能存在着较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国家为公民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物质方面的帮助，并不以权利受到其他私人的侵犯为前提，是纯粹的社会法治国理念下的产物。

虽然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都强调社会法治国理念下的国家积极作为义务，但二者在再主观化的条件、适用对象、实现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本质作用并不相同，社会权无法取代给付义务成为基本权利功能。机会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某一结果，即使最终每个人获得的结果不同。国家亲自从事经济活动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更大。以科研自由为例，《宪法》第47条第1句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科研自由，从事某些对科研设备等物质条件要求较高的科研活动往往离不开国家的帮助，科研自由主体几乎无法自主获得科研活动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这属于典型的基本权利给付义务功能的触发条件。

即使认为宪法社会权具有主观权利性质，并对应国家积极义务，社会权请求权与基本权利请求权的来源性质也并不相同，前者来源于主观权利性质，而后者来源于客观价值秩序的再主观化，这使得社会权无法共享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从内容来看，社会权往往以一项或多项权利为基础。

在理解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条款时，不应因后几款为国家设定的积极作为义务而误解第一款规定的自由权性质，直接将其定义为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而后又因条款的文本位置而武断肯定社会权属于基本权利。(43)由此可知，支持个人向国家主张原始给付请求权的唯一条件，即可推知的判断标准是基本权利脱离国家给付则完全无法实现。

③参见刘文平：社会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以社会权的双重性质理论为视角，《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30-35页。②参见夏正林：《社会权规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一般来说，国家按照给付义务功能提供给付，只需要达到满足基本权利实现的基础要求即可，无需提供高于基础要求的更多给付。与本文观点不同的是，以上三位学者认为自由权是与社会权相对的消极自由，本文第二部分已对此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分的观点进行了反思。⑤参见邓炜辉：《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5-77页。以劳动权为例，德国学者乔治·布伦纳(Georg Brunner)认为劳动权(Recht auf Arbeit)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多项具体权利：选择职业的自由、拥有工作场所的权利、获得公正薪酬的权利、拥有适宜工作环境的权利、休息的权利、结社自由、罢工自由以及决策参与权等。

作为国家任务的宪法社会权，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对立法者提出要求。与此不同，社会权与一国的国家性质和宪法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受各国宪法确认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

个人面对国家的消极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正当性。以法律明示方式所规定的请求权是形式上的请求权。

⑩参见聂鑫：‘刚柔相济：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第55-56页。⑨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财富观与大同的理想。